前段时间,LIGO宣布直接探测到引力波,这让平日里有些“高冷”“生僻”的科学名词华丽转身,成了社会热点。可是,当科技日报记者就基础研究问题采访两会代表时,却听到他们吐露苦衷:一些科技领域的管理者,总是有些急于求成,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不太能接受挫折或者失败;国家重器买得起马配不起鞍,大科学装置LAMOST望远镜无奈“欠钱发薪”。

(来源:科技日报,作者:张晶)


对于基础科学研究,我们不光要舍得投入财、物和时间,还要舍得投入人力;不光要舍得花钱买设备、建项目,还要舍得花钱培养人。无须赘言,“人”是推动科学研究发展的核心。但是,目前我国在科研经费分配上,“见物不见人”的现象仍非常突出,例如没有相应的人员经费,劳务费比例过低,等等。主持建设LAMOST望远镜的首席科学家、中科院院士崔向群提及“欠钱发薪”,虽是理直气壮,却也有颇多无奈。在美国,50%左右的科研经费用于支付科研人员的工资与福利。这项投入的直接效益是:无论基础科学研究项目是否成功,都为相关领域培养了大批的顶尖人才。

基础科学研究存在一个悖论,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拉斐尔·莱夫对此有个精彩阐述:基础科学研究“是辛苦、严谨和缓慢的,又是震撼性、革命性和催化性的。没有基础科学,最好的设想就无法得到改进,创新只能是修修补补。只有基础科学进步,社会才能进步。”

基础研究是辛苦、严谨而缓慢的,但如果我们能够不断从人、财、物、时间四个维度强化支持,相信终有一天,它会打开一扇未知领域的大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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缓慢的基础科学研究与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常常相距甚远,并不能在短期之内看到显在的经济社会效益,未来能否取得成功也未可知。这不仅需要研究者耐得住寂寞,经得起失败,日复一日地积累,一步一步地前进,更加需要项目决策者对前沿探索及其发展方向具有科学的认知、清晰的判断以及坚定的支持。美国LIGO项目历时几十年,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先后投入11亿美元。如果没有长期稳定的支持,如此浩大的项目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。

支持基础研究不要叶公好龙

前段时间,LIGO宣布直接探测到引力波。听到这一消息,物理学家张新民委员激动万分,但也五味杂陈:“如果这是中国人做的该有多好!我们这一代人如果总是跟踪别人,就是不称职。现在能不能做些事情,在几年或几十年后产生突破性的成果?”

中科院院士、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崔向群代表也深有感触。上世纪80年代,她就听说一些欧美科学家在尝试利用激光干涉来测量引力波。三十多年过去,他们才终于听到宇宙的“呢喃”。

基础研究需要大量投入,短期内难见回报。一些部门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往往停留在口头上,难以落在实处。“现在一些科技领域的管理者,总是有些急于求成,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不太能接受挫折或者失败,希望马上就能看到成果。像这种持之以恒的投入和付出,在目前国内的科研体制中,比较难以实现。”崔向群说。

今年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指出:“到2020年,力争在基础研究、应用研究和战略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。”这句话让许多科技界委员感到振奋,也倍感压力。

“原始创新不足,何谈驱动发展?”3月6日的政协小组会上,陈小娅委员第一个发言。“没有原始创新,就没有技术储备,也就没有创新驱动发展,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问题。对于原始创新、基础研究,现在仍重视不够。”

如何支持基础研究?在科技、科协界驻地四层不同的会议室内,都有委员提到同一话题——不可急功近利。

“基础研究的最大特点是不确定性,它体现的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,对科学孜孜不倦的追求。它没办法保证成功,也没办法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。但是,基础研究的成果未来一定会回报给这个世界,只是需要时间。”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李景虹委员告诉科技日报记者。

正如量子物理学家潘建伟委员所说,牛顿引力提出好几百年,才被真正用到计算人造卫星的轨道;电动力学刚建立似乎没什么用,等到赫兹发现无线电波后一百年,互联网才为我们做出重要贡献。

“基础研究应该是一种纯粹的探索。但是,举个最简单的例子,填写项目申请的时候,一定得写清楚它的意义,写它能促进重大成果的产出,写可能发表多少多少篇论文。”物理学家万保年委员说,这是基础科研人员的无奈。

崔向群呼吁,得给科研人员一个安静研究的环境。“科研人员深入钻研一个问题,可能要十年、二十年。但你每年都来考核,那是不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。”

不仅仅是科研评价者急不得。李景虹指出,社会公众对基础研究的理解也有待加强。“老百姓也觉得,你做了研究,就应该立即拿出一个看得见、摸得着的东西。”

在微生物专家黄力委员看来,基础研究的研究过程本身,就是在设置科学问题,它能够提升公众对科学的关注度,甚至激发公众的科学想象力,提升民族智慧,“怎么强调都不为过”。

步入“十三五”,基础研究越显重要,科学家们需要一张安静、持久的书桌。“科研人员要沉下心来,沉入科学的本质,坐得住冷板凳。国家也要营造一个尊重知识、尊重规律、包容失败的科研氛围,给基础研究持续支持,给真正投入的科学家以时间和耐心。否则,将影响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,影响我国科研成果转化能力,进而制约我们的产业转型和升级。”李景虹说。

从中央预算来看,2015年科学技术支出为2500亿元左右,其中用于基础研究的大概是480亿元,占比达到18.5%。相对于美国基础研究占财政预算约22%的比例,我国还有一定的差距。近几年,媒体频频追问:中国今后是否会提高基础研究的投入比例?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,社会各界希望我国能够加大投入,在当前科技变革的时代拥有更多自己地原始创新成果。要实现这一目标,不能单靠资金投入的增加,而是需要从人、财、物、时间四个维度对基础研究进行全面、长期的支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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